曾有朋友问笔者，为啥不写写民国时期的官办兵工厂，而专写红色军工。其实并不是不能写，而是写出来怕引起争吵。在笔者看来，清末的中国军事工业虽然举步维艰，而且大多是封建官僚用来邀功和增强个人权势的工具，但总有一点办工业的样子。到了民国年间，军事工业本应扩大，但到了30年代初，面临日本侵华的威胁，国内竟然没有几家能够制造身管火炮的兵工厂，岂不怪哉？

　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清末军事工业大多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，结果民初遭到清洗，随后再对北洋背景的兵工厂进一步清洗，一来二去老厂大多败落。另一方面，从洋务运动开始“买”和“造”的争论，在民国期间愈演愈烈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事工业的良性发展。

　　那么民国时期官办兵工厂里面有没有值得说一说的呢？当然有，比如金陵兵工厂，是清末李鸿章创立的兵工企业，在民国期间逐渐压过汉阳兵工厂和上海兵工厂，最终在西南成为支撑抗战中国陆军作战的主要兵工企业。当然这些老厂古木逢春，主要要靠特别之人，金陵厂就应该感谢李承干。而其他诸如汉阳兵工厂、德州兵工厂这样的企业，因为缺乏合适的掌门人，或者干脆消失，或者逐渐凋零。不过，民国年间也有些兵工厂崛起，例如巩县兵工厂，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草草内迁，但好歹在中国兵工史上留下了“巩造”的印记。当然相对于太原兵工厂的成就，巩县兵工厂的命运就显得相当无奈。

　　太原兵工厂的成就，主要在于制造炮械。除太原厂以外，1931年前，汉阳兵工厂、上海兵工厂和奉天兵工厂都拥有造炮能力，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，奉天兵工厂被日寇占领，上海兵工厂在搬离上海的过程中被汉阳和金陵瓜分，而陆军和兵工署人员认为汉阳厂制造的汉十年式山炮性能落后，结果汉阳厂造炮能力也被束之高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太原兵工厂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火炮厂（确切地说是线膛平射炮，因为金陵兵工厂还在生产迫击炮），它生产的晋造系列火炮，大量装备晋绥军、桂军、川军以及领导的八路军。

　　那么蒋系中央军的火炮从哪里来？当然还是靠买。抗战前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加榴炮和105毫米轻榴炮性能先进，但是这些火炮价格高昂，而且是为西欧和中欧作战环境量身打造的。也许有朋友会说，都是火炮，西欧和中国的差距在哪呢？这差别还线毫米轻榴炮之后，发现一个问题，这款火炮无法用骡马等大牲口挽拽行军。这倒不是德国人坑我们，而是德方在设计这款火炮时，压根就没有考虑过畜力挽拽的问题，因此没有设计和制造相应的前车。二战爆发后，德军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时，除了使用本国的欧宝卡车外，还大量掠夺占领区的车辆，保证了后勤需要。但当德锋入侵苏联时，却意外发现，竟然还有如此恶劣的道路环境和自然环境，在可怕的俄罗斯严寒中，当地耐寒的马匹是挽拽火炮的唯一选择。无奈的德国人只好参考老式火炮的前车，制造了一批新的前车，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而中国购买的105毫米轻榴炮，在抗战初期大量被遗弃在战场上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牵引车辆被毁，又无法畜力挽拽行军。那么有没有为中国战场专门制造的武器呢？当然有。日本侵略者的很多装备就完全以中国战场作为假想作战环境来设计，小到三八大盖，大到能够在中国三种轨制上自由机动的九五式铁路装甲车，这样的型号比比皆是。

　　那么太原兵工厂生产的火炮，是不是都是按照中国战场和军队的特点来设计的呢？阎锡山和他的兵工管理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。南京理工大学保存着一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火炮，它采用克虏伯150毫米重榴弹炮的炮架，但是身管长度达到22倍径，远超常见的克虏伯出口型重榴弹炮。据说这款火炮就是阎锡山在1935年要求克虏伯方面设计的。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，日军的150毫米重榴弹炮给中国守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，也给中国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阎锡山没有蒋系中央军的财力，又不愿意仿制一战德军的落后装备，便直接要求克虏伯工程师在成熟炮架设计上加装长身管，借此来提升射程。

　　不过太原兵工厂最经典的产品，并不是这样的巨炮，而是轻便灵活的山炮。1938年1月28日，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临汾举行成立大会。全团共有战斗兵员近千人，装备12门晋造山炮和4门国产82毫米迫击炮。此外还有炮兵团机关和一个观通连、1个宣传队。所谓晋造山炮系1924年（民国十三年）太原兵工厂根据日本出口型山炮仿制而成的，实际上是日军制式山炮的简化修改版，当时中国陆军也采用这款75毫米山炮作为制式山炮，除山西太原兵工厂外，1921年（民国十年）汉阳兵工厂、1925年（民国十四年）沈阳兵工厂分别根据进口的日制山炮进行了仿制。日制75毫米山炮射击精度好、易分解，采用液体弹簧式复进机和双轮复单腿式炮架。其机动方式为2马挽拽或6马分解驮载，也可以由炮兵排13人背负行军。与日军制式型号相比，中国仿制的山炮射程有所下降，但仍可以采用日军弹药。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山炮，有4门1936年红军东征中从晋军手中缴获的，另外8门是1937年9月从滹沱河中打捞出来的（晋军被日军击溃后推入河中）。

　　在解放战争中，阎锡山又命令太原兵工厂仿制了日军的九四式山炮，定名为民36式山炮。结果这款火炮和九四式山炮一起，成为人民军队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期间最主要的炮兵装备。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，九四式/民36式山炮时出镜率最高的炮械，因为除了参阅方队装备的108门山炮外，礼炮部队还备了54门75毫米山炮。后来，我军礼炮部队装备的第二代礼炮仍然是在九四式/民36式山炮基础上改装而来的。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，我国领袖认为在迎接日本领导人鸣放礼炮的场合，不应该使用缴获的日式山炮，这才命令太原厂在自制的54式76毫米加农炮基础上制造我军第三代礼炮。

　　那么，阎锡山是如何依靠一省之力，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工业企业呢？估计很多朋友首先会质疑“庞大”的说法。但是阎锡山的太原厂确实可以用庞大来形容。30年代的西北实业公司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工企业，而是包含采矿、采煤、冶金、炼焦、炼油、化工、机械制造、水泥、皮革、面粉.....等一套完整的，自给自足的轻重工业配套体系，对晋军而言，除装备的武器，发射的弹药外，所穿的军服，甚至吃的面粉，用的火柴，都是由西北实业公司制造的。单单从军工角度，阎锡山的太原厂可以制造轻武器和大口径、中口径的山炮、野炮、迫击炮，以及重榴炮、飞机、汽车和铁路车辆。

　　阎锡山醉心于搞小而全的整套体系，符合他商人子弟的出身背景。据说1917年阎锡山向日本采购了一批步枪和炮械，日方开口就是十万，阎锡山大感肉疼，认为投入十万建厂，才是长久之计。这也不能怪阎老西，1915年阎锡山给袁世凯的劝进贡金也只有2万而已。

　　作为民国新军阀，阎锡山在接受军事教育前，首先接受了山西传统的商贾金融教育。阎家发迹是从曾祖泰兴经商致富开始，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在五台县开设了“吉庆长”钱铺，在这里阎锡山学会了如何进行金融投机，也学习了如何印制和保持“钱帖子（民间商号自行发行的纸币）”的流通，还练得了一手算盘技巧。

　　经商的经历使得阎锡山对经济有独到的认识，也影响了他此后的用人和行事。具体到办军工方面，办兵工厂的决策时算经济账的结果，而筹措兵工厂最初的启动资金，则更突显了阎锡山骨子里的“钱铺老板（晋绥军官兵骂阎锡山抠门的提法）”本色。据说阎锡山有句口头禅：“一个制钱押十宝，十头骡子驮不了。”这其实是一句与赌博相关的土话，押宝是赌大小，押对了的话赔三倍，连赢四次，就是1048576枚制钱，十头骡子当然无法驮动。而阎锡山在20年代开始搞军事工业，首先盯上的财源，就是山西省内流通的制钱。

　　民国期间，制钱始终在民间流通，直到抗战时期，八路军的军工人员还在根据地收购制钱，用作炼锌材料。山西民间长期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辅币，但因为每一枚制钱价值有限，因此其计量单位基本是吊。不过各地对一吊到底是多少枚制钱有着不同的看法。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省内的商品流通。1918年，阎锡山正是以高步青为局长，建立铜元局，有趣的是，铜元局是在山西督军署修械所基础上建立的，原修械所翻砂、锻工、木样和机器四厂中最优秀的技工都被优先补入铜元局。

　　不光是山西，民国期间四川等地都将制造铜元作为省府重要财源，由于铜元采用机器制造，也成为许多兵工厂的前身，奉天兵工厂兴办之初，大量使用奉天铜元局培养的人员。而四川军阀混战中曾多次围绕成都铜元局展开巷战。中央政府也明白铸造铜元是一本万利的事业，因此规定除中央制造的铜元外，各省制造的铜元只能在省内流通。

　　对此，阎锡山采取了阴奉阳违的做法。他下令铜元局制造一批不带省名的铜元，秘密向全国流通。除此之外，山西铜元的原料是从山西和陕西各地采购的铜元和废铜，在制造中缺斤短两，进一步节省原料。按照规定，铜元有两种面值，可以兑换10枚或20枚制钱，一块银元可以兑换400枚铜元。但实际上，一枚可兑换10枚制钱的铜元，成本不足5枚制钱，也就是说，获利至少达到一倍。而一枚兑换20枚制钱的铜元，制造成本仅为5枚制钱，也就是说获利达到三倍。最终，到1926年山西铜元局撤销时，阎锡山从中获利至少360多万元，如果再计算各种没有入账的贪污收益，总收益在400万以上。

　　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阎锡山在1920年将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年间草创的修械所扩建为“军人工艺实习厂”，这一年从上海买回的子弹制造机正式开机，每日可制造子弹2万枚。随后，阎锡山便开始逐步完善上下级配套工业。例如购入火药成本较高，阎锡山便建立起山西火药厂，从制造硫酸和硝酸开始，最终形成日产硫酸2吨、硝酸1吨，无烟火药180公斤的规模。正是因为有了高质量的火药供应，山西生产的弹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北方军阀中威力最大的。冯玉祥部队在中原大战中获得了一批晋造手榴弹，使用后惊呼“又干又脆，一炸粉碎”。后来阎锡山的这套制酸设备的核心铅室，在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为日寇生产杀人凶器，在抗战后期被美军空袭炸坏，解放战争时期阎老西竟然将其从废墟中挖出，接着使用。

　　有朋友估计会说，通过制造铜元来抠钱，其实还是从老百姓手里“榨油”啊。但在笔者看来，制造铜元至少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山西省内以及与全国的商品流通，比之军阀预收税负和贩卖的行径，要“干净”许多。